宇尘
公元一千零二年，多雨的江南，又一次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。应该是梅雨季节吧，这下不尽的雨，空气中总带着些阴霾，向人倾诉着心中的愤懑。多事之秋，就是老天，也不放过自己的情绪。 小城临海，地处东海之滨，这几年，人们依然是日出而耕，日落而息。梅雨带来的是黄淮地带的锋面，同时也带来了北方的战事。南京的消息，是在几天后传过来的。 与往日一样，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开门七件事，所不同的是，有人注意到了小城醒目处的“告示”。 “新皇帝登基了。” “终于登基了。” 人们把“终于”两个字提得高高的，满腔的怒火也只能从这二个字中流露出来。一介布衣，有什么资格谈国事，一不小心说不定会招来杀身之祸。 “建文皇帝安在？”东湖畔，一樵夫侧身而立，圆目怒睁。没有人知道他姓什么，叫什么，更没有人知道他是何地人。大家只知道他每天在后山打柴，然后隔天在街上叫卖。他就住在东湖后面的小草房里，人们习惯叫他“东湖樵夫”。此时，他早已泪流满面，他是刚刚听到这个传入小城不久的消息的，每天的打柴必修课，在他心中，已不再重要了。 “阖宫自焚。”自有灵通的好心人告诉他。 没有人告诉我，当年这个“东湖樵夫”听了这个消息后是怎么样的神情。《临海县志》记载：“樵夫大哭。”再找不到只言片语了，然而，我们可以想像，他是号陶大哭的，他哭得那么的伤心，那么的肆无忌惮。以至于没有人敢规劝他,也没有人能记下他当时的豪情壮志。 哭够了，也哭透了，樵夫的心理是复杂的：这个朝廷，叔逼侄，臣弑君，人伦何在？天理何在？臣臣，君君，礼义道德都丢在了哪里？当然，我们不能要求东湖樵夫以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当年的变故，在他眼中，新即位的永历皇帝朱棣不是名义上的天子，他的皇位是篡夺的，是奸臣，是贼子。做这样皇帝的臣子，脸面何存 ？做这样皇帝的百姓，还不如一死了之。樵夫不再想下去了，也不再哭了，他一头栽进了东湖。 一百七十年后，朱棣的九世孙，明神宗万历皇帝开始为自己的叔祖诏冤，并为当年为建文皇帝尽忠尽义的人平反，明诏“褒录建文忠臣”，并建“表忠祠”。在这个同时，一段尘封的历史，也在小城临海隆重地举行。 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，临海人民没忘记当年这位没有姓名的东湖樵夫。他的事迹，肯定是人们口头传诵，乐此不疲的。否则，这么一段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往事，早就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170年，对于历史长河，是弹指挥手间，但对于一个人生，甚至于一个朝代，都是漫长的。历史，应该感谢那些不知名的作者。 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，台州知府张廷臣，临海知县周思稷将东湖中的小亭改建为樵夫祠，并特请临海名臣，南京刑部、吏部尚书何宽攒记立碑，开头为“东湖樵夫者，建文帝逊国时死，义士也。” “逊国”。轻轻巧巧的二个字，却掩盖了作为一代逆臣朱棣的罪行。如果樵夫在世的话，是绝不能容忍的。而“义士”二字，却道出了樵夫那平凡的一生，是其刚烈的写照，也是后人之所以能长相传诵的原因。
二 翻开历史，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怪现象，每每改朝换代后，在这一朝代的第二位皇帝身上，总会出现一次动荡，结局有两种，要嘛这个朝代是短命王朝，很快就被另一个朝代代替。要嘛就是这个朝代的家族中出现一个杰出人物，受命于危乱之时，力拔山兮气盖势，而扭转乾坤，从而为本朝的繁荣奠下了基础。 第一种情况的出现，最典型的就是秦朝和隋朝，只有几十年的历史，便在暴政中走向了灭亡，而且，亡国之君——第二个皇帝秦二世和隋炀帝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得皇位的。 第二种情况相对来说复杂一些，最典型的要数唐朝，唐第二帝李世民便是通过“玄武门之变”夺得皇位的。而在汉朝，第二朝则有吕后之乱。 历史似乎向人诏示：第二位对于本朝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我想原因是这样的：开国皇帝大多是马上打天下，他的任务是“平天下”，他来不及治理自己刚刚收下的烂摊子，就想到了享东一下了。多年的辛苦，就是牛马，也想休息一下了，更何况是人。没有理由不坐下来。休养生息，整顿国务，留给儿子们吧，我为你打下了江山，还为你做了这么多的铺垫，下面看你的了。 于是，开国皇帝留给后代的，往往是一个空壳子，或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国家。明朝，当然逃不出这种局面。 当年，这个皇觉寺走出来的农家子弟，一住进应天府的宫殿时，内心便充满了无名的恐惧。他睡不安宁饭不香，唯恐有人又与自己争夺天下。于是，他一方面大肆杀戮功臣，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到各地，以图强疆保国。史载：朱元璋有26个儿子，除长子朱标立为太子，作为自己的继承人，还有两个早夭，六个未成年留在京城外，其余17子全封到全国务地为王。其时，元顺帝虽北走沙漠，但仍有政府机构和大量军队，随时有卷土重来之可能。因此，北方一线，从东到西，依次分封的便有宁王、燕王、代王等七个藩王。他们凭借天然险要，建立军事要塞，拥有指挥军队和参与军事的大权。其中宁王便有甲兵八万、兵车六千，还辖有朵颜、泰宁、福余三卫蒙古骑兵。而燕王又经特许准补护卫，兵力最强。朝廷要调地方驻军，也得他们同意。各地藩王实际上成了皇帝在地方的军事代表，地方的最高长官。他们平时还有监视地方官的权力，可以单独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。如有征战，可以统率护卫和地方守军指挥战斗。朱元璋满以为这样，大明天下便成了真正的朱氏天下，大明江山便可以固若金汤，万无一失。孰料却给本朝的第二位皇帝留下了难题。须知，藩王的势力越大，兵权越重，便越是威胁到最高统治者的利益。春秋之乱，便是诸侯国权力充分膨胀的结果；前朝亦有“七王”“八国”之鉴。 新皇帝朱允炆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，他当皇太孙时，就在为自己的这些叔叔们不听自己的话而苦恼，而今，爷爷死了，那些人都是自己的长辈啊，位尊权大，能听命于自己？他听取了尚书齐泰、翰林学士黄子澄的建议，决定削藩。于是，一年之内，便有四位叔叔被废为庶人或自杀。 本来，在封建社会“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”，这是在理的，更况是拥兵自重。但新皇帝看来是心急了点，他没有看清自己刚站稳脚，更没有看清叔叔们的实力和野心。果然，他的四叔燕王朱棣不甘了，他要找借口来取代这位侄儿。当年，明太祖封王时曾说过：“朝廷里如果出了奸贼，诸王可以发兵诛讨。”本来这是要朱氏兄弟团结和睦，共同来对付敌人的话，如今却被自己的第四个儿子作了很好的挡箭牌。朱棣打出了“诛齐黄，清君侧”的旗号，一场叔侄间的战争开始了。 像当年的“八王之乱”一样，只不过，朱棣胜利了，久经沙场的他，与没有作战经验的侄儿对阵，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。北方军势如破竹，一直从北京打到应天。建文帝绝望中自焚于宫中。 但朱棣毕竟不是名正言顺的皇帝。按旧规，新皇帝即位得有先皇诏书。朱元璋遗诏写得很明白：“皇太孙朱允炆，英明仁孝，受天下拥戴，应继承皇位，内外文武要齐心辅佐，使天下安定。”而今，太祖尸骨未寒，便有同胞相残。而你朱棣，充其量是“王”，说到底是臣，虽然你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，脱不了“造反”两个字。于是，朝廷像刚揭开的热锅，凡是有血性的臣民们都直斥其人。当燕王命令侍讲学士同是台州人的方孝孺起草登基诏书时，方边哭边骂，取笔大书“燕贼篡位”，终遭磔刑，并连诛十族——全国上下，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形式为建文帝喊冤。 要是说方孝孺是官之代表的话，那么，东湖樵夫则是民的代言人。而历史是那么的巧合，两人本是同乡。或许，是他们身上流着相同的血吧。 惦量历史，从来就是生与死，个人与历史这些问题。只有这两者搞清楚了，个人的得失也就有意义了。我们可以苟且偷生，我们可以忍辱负重。然而，如果不是为了有更大的贡献活着，也就是行尸走肉。在这一点上，方孝孺看得很开，同样，无名樵夫也看得很开。他没有在意个人的存在，而是以死来唤醒一个灵魂，一个王朝。虽然，这样做，太软弱了，也太渺小了。但他终究走在了“义士”的行列。义士，当之无愧。后人不会忘记，历史也不会忘记。
三
历史是一台筛选机,通过时间的隧道,那些不显眼的都被筛在了半途,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中,剩下的都是精华；历史又是一条长河，而历史上的人物，便是河流中的沙石，在经过长距离的搬运后，那些经不起考验的，都沉入了河底，成了淤泥，而能够到达下游的，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后的结晶。 伍子胥被听信了谗言的夫差赐剑自杀，而且尸体也被放进“鸱夷”，投入江中，落得个尸无完骨，无葬身之地。但历史的筛选机很快就给了人们一个答案，吴王临死以手帕盖脸，叹道：“恨当初不听子胥之言，如今有何面目在九泉之下见到他。”元凶伯 刚在越王破吴后，以“功臣”的身份屁颠屁颠地率着一干人前去降越，却被勾践杀掉。人们忘记了伯 ，记住的是伍子胥的事迹，他们把太湖湖畔的一座山更名为“胥山”，又在山上为其立祠。宋时，又把他尊为“潮神”，因为他的尸体埋在了大河中。后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怀念着这位前辈。 去的尽管去了，留下的终究还要留下。东湖樵夫，连个姓名也没有，台州人却没有忘记这位义士，历史没有忘记这位义士。他们以最朴实的言辞，代代传诵着，直到建立起“樵夫祠”。 历史能为一个人建祠的，不是帝王将相，就是名宦贤官，抑或是烈士神怪。受祭者还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明朝后期，宦官魏忠贤把持朝纲，一手遮天，各地趋炎赴势者为表示自己的“尽孝”，纷纷为他建立“生祠”，然而不久，一场声势浩大的拆祠运动也展开了。谁愿意为贪官污吏建祠？ 而能为一个无名百姓建祠的，不多。然而，台州人民做到了，东湖樵夫有这个资格。我想这是东湖樵夫投河前所始料未及的，他可能连“流芳千古”这个词都没有想到过。因为，他没有告诉过别人他是谁，他从哪里来。他以他最忠实的言行证明着自己的一切。《临海县志》载：“（东湖樵夫）日负薪入市，口不二价。”正是他人格的写照。 四百年的风风雨雨，樵夫祠屡有兴废。崇祯12年（1639年），临海知县周寿明因祠旧而重修；清康熙18（1806）年，台州知府鲍复泰再一次重修，并更名为“双忠祠”；康熙57年（1718年），知府张联元又一次捐俸重修，并复名为“樵夫祠”，尊称东湖樵夫为“忠逸先生”；嘉庆13年（1806年），知府洪其绅第四次重修；咸丰11年（1861年），因太平天国运动，祠焚于战火中，但三年后，知府刘璈重开东湖，于旧址上复建樵夫祠，并把祠前的小桥命名为“仰止桥”，给予了最高的评价。 “一言大义明宵汉,万死余生直草。姓名不留芳迹在,至今俎豆出人间”。这是明代南京鸿胪正卿、著名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在樵夫祠上的题诗.短短二十八字浓括了东湖樵夫那短暂的一生。“至今俎豆出人间”，历代官民都不会忘记这位无名氏。民国以前,矗立在东湖的樵夫祠,与城内的孔庙、广文祠,同被列为宦官、乡贤、士子拜谒的三大“信地”,并构成了古城台州的三大景观。 要是说孔庙与广文祠是士人以求高升之地,与普通百姓有着那么一层隔膜的话,那么,樵夫祠则是官民共瞻,雅俗共赏的地方,它不但引来了历代文人官宦,我想更多的是布衣百姓的祈祷之所.这里朝拜的是一种气节,一种英魂。 众所周知,台州式的硬气,是鲁迅在纪念柔石时指出的。它是一种区域性的共性,使如我们常说草原人民的粗犷,江南少女的柔情。一种地方性共性的形成,都是代代相传的,除了遗传的因素,更是后天代代相的结果.而在这一点上,“樵夫祠”屡建不衰,它所传递的,正是这种台州式硬气的薪火。 清台州知府鲍复泰有诗：“不欲姓名遗后世,尚留庙貌识先民,共知草莽多贤士,愧杀当年折节臣。”我想,鲍写这首诗的时候,肯定想到了自己,他想学习的,应该就是这种台州式的硬气.文人讲究的是气节。士可杀而不可辱,而在台州,一介布衣,尚懂这一点,能不让人愧杀。
四
东湖樵是不幸的,他不像历史上的那些风云人物,留下太多的可歌可泣的有迹要查的英雄事迹；但他又是幸运的，他为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深思和反省。就是今天,我写这篇文章,却找不到更多的史料,但我的心始终是充满激情的。 再一次踏进东湖,寻找遗迹,却发现仅有一座樵云阁,以及一块石碑,上书“樵夫祠遗址”。没有人能回答我,也很少有人知道东湖樵夫的故事了。前来观光的游客,只醉心于临海的山光水色,淡忘的是另一道风景线。 东湖的水依旧,当年,你是否亲眼目睹樵夫落水时的英雄壮举。东湖呵,你为何无动于衷,你应该有水的胸怀,向人诉说当年的你的儿子的英迹。 远处,近年修复的江南长城蜿蜓于大山之间。 东湖依旧,长城如斯,历史如故。 |
发表评论：
